第2章 哥哥离奇失踪
我和康大军的纠葛，一天一夜都说不完。这话一点都不夸张。我俩从小就是一对冤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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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的迦城市是北方著名的沿海开放城市，也是一个副省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。城区面积很大，大约五百平方公里。如果开着车，从绕城高速公路上转一圈，最少需要一个多小时。从郊外的山上俯瞰整个城市，会觉得这个城市大得让人心慌。到处是高楼大厦，一个个广场辽阔得一眼看不到边。机场的国际航班不到半小时就起飞一架。七八层楼高的远洋客货轮一艘接一艘，“呜呜”地鸣着笛驶进码头。海边的银色沙滩很漂亮，一年四季都吸引很多外地游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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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居住的地方——迦城市公安局迦南区分局家属院，现在是市区内一个很繁华的地方。可是我小时候，这里属于城乡接合部，再往走一公里，就是庄稼地了。附近有迦城市客车厂、砖瓦窑厂。客车厂的厂区很大，是个比较规则的四方形，边长大约一华里，里面的车间有十几个，都是一排排宽大的平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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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车厂大院外面东北角，有一个垃圾站。为了倒垃圾近便，厂里的工人在院墙上砸了一个一米多高的不规则的大窟窿。我从小学三年级那年开始，就经常偷偷地从这个窟窿钻进去，去厂里偷废铁，然后偷偷地拿到废品站去卖。那些奇形怪状的废铁块一般都是扔在车间外面的空地上，上面满是油污和锈迹。每次我也偷不太多，少的时候二三斤，多的时候七八斤。一斤能卖两毛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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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候，妈妈给我的零花钱很少，我口袋里钱最多的时候也不到五块。自从能在客车厂里偷废铁，我就再也不缺零花钱了。我的零花钱主要用于买糖，我爱吃糖；但也吃不多，一个星期花不了一块钱。卖废铁的钱大部分都攒起来了。当然，去客车厂偷废铁的事是瞒着爸爸妈妈的，爸爸如果知道了，会把我打死。我怕爸爸妈妈发现那些卖废铁的钱，就偷偷地在书包里面缝了一个夹层，把钱藏在那个夹层里。那个军绿色的书包是哥哥淘汰下来的，已经缝了两个补丁，洗得都有些发白了。每天放学后，我把书包背回家去，胡乱地扔在我那张简陋的书桌上。妈妈收拾我房间的时候经常动那个书包，这个时候我就有些紧张。我还经常盯着那个书包发愣，情不自禁地笑出来。谁也不会想到，那人破旧的书包里竟然藏着一笔不小的钱。到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，已经有四十五元了，一元、二元、五元的都有，厚厚的一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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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毕业那个暑假里的一天傍晚，趁客车厂工人都下班回了家，我又溜进去偷废铁。这一次，我偷了一个大铁砧，大概十二三斤重。这也是我几年来偷到的最大的一块废铁，估计能卖两三块钱。我抱着这个大铁砧，一路小跑，气喘吁吁地从那个墙上的窟窿里钻出来。这时，我发现面前有一双穿着蓝色球鞋的脚。我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抬起头来，竟然是康大军。康大军比我大四岁，他爸爸康东升长得很帅，他妈妈何久姝也很好看，但他却长得很丑，一张圆脸像个发面饼子，眼睛只比绿豆大一点。我曾听人说，他的妈妈是真妈妈，爸爸是假爸爸；还有人议论说，他长得有点像前前前任公安局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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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大军这小子一肚子坏水，仗着他爹是警察，又长得五大三粗的，经常欺负小孩。从小到大就经常欺负我。他爸爸是警察，我爸爸也是警察，我们都住在公安局家属院里。欺负我最厉害的一次是在我的书包里放了一条蛇。有一次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他嬉皮笑脸地搂着我的肩膀走了一会儿。回到家我把书包放在书桌上，这时有一条蛇从书包里钻了出来。我最怕的动物就是蛇，当时就吓得哇哇大哭。我一猜就知道，这是康大军的恶作剧，肯定是他嬉皮笑脸地搂着我的时候，偷偷地把那条蛇放进我书包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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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这小子又逮到欺负我的机会了。因为客车厂的厂长何久洲是他的舅舅，他觉得这个厂子的所有东西都是他们家的。他似笑非笑，斜楞着三角眼看着我说：“俞成麟，你偷我们家东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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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东西毕竟不光彩，我有些心虚，但又不想服软，于是决定耍赖。我咧嘴一笑说：“你说是你们家东西，你叫它一声，看它答应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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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大军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指着我的额头，怒不可遏地说：“你这个小偷，偷了东西还嘴硬。今天要是不教训教训你，我就不姓康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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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忽然想起有人说康大军的爸爸是假爸爸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他也就不姓康了，于是我挑衅地说：“你就是教训我一顿，你也不姓康，因为你的爸爸是假爸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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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大军果然恼羞成怒，一下子把我扑倒在地，在我身上拳打脚踢。我毕竟比他小了四岁，打架不是他的对手，只有招架的份儿。我躺在地上边哭边骂，康大军也不理会，抱起那个铁砧子走了。几天后我去废品站卖废铁的时候看见了那个铁砧子。想想那个铁砧子能换来那么一大堆糖，却便宜康大军了，我恨得牙都痒痒了。他姥姥的，这个王八蛋，我得想办法报复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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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天后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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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车厂旁边是砖瓦窑厂。小时候我经常到附近的庄稼地里偷地瓜，然后用粗一点的钢丝穿起来，挂到窑里烤，烤出来的地瓜流着紫红色的糖稀，那叫一个香。这天上午，我在我们家属院楼下遇见了康大军。他让我去客车厂偷废铁，卖了钱给他，不然他就把我偷废铁的事告诉我爸爸和一些邻居。我害怕爸爸揍我，就答应了康大军，但同时也想出了报复他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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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康大军一起去了客车厂。康大军在厂门口一个小卖部吃着雪糕等我。这次，我偷到了一个长约半米、直径约十厘米的铁管子。我跑到砖瓦窑厂，用钢丝把铁管子穿起来，放在窑里烧得通红通红的。然后一溜烟跑到那家小卖部，把铁管子扔给了康大军。路上我跑了大约五分钟，铁管子这个时候虽然不红了，但仍然很烫。康大军瞅了瞅铁管子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估计能卖两块钱，够我吃一个星期雪糕了。”说着，他蹲下来，伸出左手去抓铁管子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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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大军的左手手掌被烫烂了。附近有个污水沟，他撕心裂肺地喊叫着跑过去，把手伸进了脏水里，想减轻疼痛，没想到疼得更厉害了。他躺在地上不停地打滚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我一开始有报复的快|感，但看着康大军痛苦的样子，很快就吓坏了，呆愣愣地站在那儿，两腿不住地颤抖。砖瓦窑厂有几个工人听见康大军杀猪般的嚎叫，光着膀子跑过来了，其中一个身强力壮的背起他就跑，其他几个人在后面跟着，议论着去哪家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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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大军的左手残废了。掌心的肌肉紧紧地聚在一起，五个手指伸不开，整个手只能半蜷着。如果是右手，估计写字都麻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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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挨了爸爸一顿毒打，然后跟着他去康东升家，当面赔礼道歉。爸爸还带了一万块钱给康东升。这些钱是爸爸东挪西借凑起来的。那时爸爸每月的工资才七八百元，一万元相当于他一年多的工资收入了；妈妈是个家族妇女，没有一分钱的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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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，天很热。到了康东升家里，康东升板着脸，让爸爸坐。爸爸就在沙发上坐了半个屁股，一脸讪笑。康东升穿着背心和大裤衩子，低着头，一个劲儿地抽烟，不住地唉声叹气。他的刁钻老婆何久妹穿了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，双手掐腰站在爸爸面前，高声骂爸爸养了个孽种。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。她还把手指点到我脸上，说如果我再动康大军一指头，她就剁我一只手。她的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，她嘴里的气味有点像烂白菜的气味。她本来是有名的交际花，这时却是一副泼妇骂街的嘴脸。康大军在一个房间里，把门打开一条缝，歪着脑袋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嘴唇翕动着，显然是在骂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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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去客车厂偷过废铁。一是因为爸爸打过我好几回，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是个小偷。二是因为客车厂倒闭了，没有废铁可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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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车厂倒闭，让人们觉得很意外，因为一直以来，它的效益很好。有人说，厂长何久洲贪污了厂里的钱，把厂子弄黄了。很多人猜测，何久洲要坐监狱了。可是不久就有人看见他出入高档酒店，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，打着红领带；头发梳得就像狗舔过一样；戴一副太阳镜，在酒店门口站着笑嘻嘻的。不过，上级主管部门撤了他的职，厂里的设备也都卖了，给工人发了工资。厂子里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厂房，除了厂房和水泥路面，厂区内到处长满了荒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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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久洲是我们迦城著名的企业家，人们经常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他。他坐在宽大豪华的办公室里，笑眯眯的，西装革履，头光脸滑，容光焕发。客车厂倒闭后，人们很关注何久洲的去向。不久，他成立了九洲房地产开发公司，并担任董事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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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大军的妈妈何久妹是何久洲的妹妹，何久洲是康大军的舅舅。康大军高二下学期没上完，就到何久洲的房地产公司上班了。他经常开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到学校找同学玩儿。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他把小轿车停在教学楼前的空地上，西装革履站在轿车旁，左手抄进裤子口袋里，见了每一个男同学都彬彬有礼地握手，像什么高级会晤似的。他留着偏分头，胡子也刮了。有的同学和他开玩笑，说他看起来真牛逼，他也不笑。见了女同学，就矜持的冲她们点头微笑。一看见我，他的眼神马上就变得恶狠狠的。我预感到，因为我废了他的左手，总有一天他就会报复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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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个哥哥，比我大八岁，名字叫俞成麒。我叫俞成麟，我们俩是“麒麟组合”。遗憾的是我们俩都不太成器。哥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，爸爸希望他去当兵，可是他不愿当兵，想自己创业，当大老板挣大钱，就像何久洲都那样。爸爸说，做生意需要本钱，可是咱们家太穷了，哪有钱投资做生意呀。哥哥说，万事开头难，生意可以从小做起，慢慢地越做越大。爸爸拗不过哥哥，就不再劝他去当兵；同意他做生意，但要先缓一缓，先在社会上摔打两年再说。爸爸托了熟人，安排哥哥到一家五交化商场当售货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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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哥上班后不久，跟社会上的人学坏了。下午下班后，他经常不回家吃饭，晚上很晚才回家，浑身酒气。爸爸问他和谁喝酒了，他说和几个哥们儿。我们这个家庭，是买不起皮衣的，可是哥哥经常穿一件棕色的羊皮衣。爸爸问他皮衣是哪儿来的，他轻描淡写地说，是哥们儿的，穿几天就还给人家。有一天下午，我放学后回家，正巧爸爸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回家，我就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。爸爸看见哥哥坐在一个小青年的摩托车上兜风，那个小青年穿得流里流气的，头发很长，像个女人。我对爸爸说，他会变坏的，你得揍他一顿了。爸爸没吱声，就像没听见一样。如果是我，爸爸肯定会揍我的。我觉得爸爸有些偏爱哥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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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天晚饭后，爸爸和哥哥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一家四口坐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电视，爸爸端着茶杯，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，连着抽了几支烟。他问哥哥，那个小青年是什么人。哥哥淡淡的说，一个初中同学，名字叫李义明。爸爸说，我看他不像什么好人，今后别和他来往了。哥哥翻了翻眼珠子，没吱声。爸爸忽然提高了嗓门儿，大声说，我的话你没听见吗？哥哥说，我的事不用你管！爸爸说，我是你老子，我不管谁管？哥哥说，我不是小孩儿了，不需要任何人管我。爸爸气得手都发抖了，杯子里的水都洒在地上了，他大声说，你不让管，我偏要管，我不能看着你学坏！妈妈拉了拉爸爸的衣袖，小声说，别跟孩子发脾气，有话好好说。爸爸忽地站起来，把手里的玻璃茶杯重重地摔在地上，高声叫嚷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居然不让我管，真是反了天了！爸爸脸色煞白，浑身颤抖。妈妈碰了碰哥哥的胳膊，向卧室努了努嘴。哥哥耷拉着脑袋去了卧室，“砰”地一声关上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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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哥哥离家出走了。我和哥哥住一间卧室，一人睡一张单人床。早晨醒来后，哥哥不见了。我的那个破书包也不见了，里面的书和文具都放在书桌上。爸爸没吃早饭就去找哥哥了，妈妈也在外面找了一天，但一无所获。后来的四五天里，爸爸妈妈继续找哥哥，仍没有哥哥的任何消息，爸爸让妈妈去派出所报了人口失踪案。我相信哥哥还会回来的，只是担心藏在破书包里的那四十五元钱被弄丢了。妈妈说我的书包太破了，又给我买了一个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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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妈报了人口失踪案的第二天，我在大街上意外地看见了哥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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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时间我记那么准，是因为那天是冬至。在迦城，冬至是个大节，民间有个说法是“冬至大如年”。在农村老家，有很隆重的祭祀活动，要到祖坟上烧纸。往年每年的冬至，爸爸都带着我和哥哥回农村老家祭祀，在爷爷奶奶住过的老房子里住一晚上。最近几年，自从爸爸当了刑警大队的大队长，因工作太忙，就很少回老家了。但祭祀活动是不能少的，每年冬至的傍晚，爸爸带着我和哥哥到客车厂附近找个地方，对着农村老家的方向烧纸、放鞭炮。这一年的冬至，因为哥哥的失踪，祭祀活动也取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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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这天下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哥哥的。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：在离我家不远的华联桥附近，哥哥在大街上跑，爸爸在后面跑着追。哥哥一手抓着一条深色的围巾，一手抓着一个白色的口罩，脸涨得通红，张着大嘴气喘吁吁。大街上车水马龙的，人很多，爸爸没有扭头看我。不一会儿，爸爸和哥哥向客车厂方向跑远了，脱离了我的视线。当时我想，哥哥离家出走了一个星期，终于被爸爸找到了，爸爸要把他逮回家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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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家，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。妈妈说，哥哥这些天在外面肯定没吃好，今天得多做些好吃的。她去厨房忙活了大半个小时，热菜凉菜做了满满一桌子。妈妈知道哥哥喜欢喝啤酒，还专门到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三瓶回来。可是我和妈妈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爸爸和哥哥回来。我有些饿了，不住地流口水，拿起筷子去夹鸡腿儿。妈妈捏起一根筷子，在我手上狠狠地敲了一下，说现在不许吃。从六点一直等到八点，桌上的菜都有些凉了，爸爸和哥哥还是没有回来。妈妈打爸爸的手机，打通了没人接。妈妈这才允许我随便吃，她却饿着肚子去公安局找爸爸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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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妈回来后，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抹眼泪。我打着饱嗝，问妈妈怎么回事儿。妈妈说，刚才她在公安局见到了刑警大队的李超叔叔，李超叔叔告诉她，爸爸和哥哥涉嫌一起谋杀案，哥哥潜逃，爸爸正在接受调查。我一听就笑了，爸爸是警察，是抓坏人的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肯定是他们搞错了。妈妈自言自语地说，奇怪，真是太奇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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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以后，爸爸的嫌疑排除了，下班后回到了家。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妈妈和我：冬至的前一天，爸爸的一个线人向他提供了这么一条情报，说冬至这天下午五点，在我家附近的华联桥——华联商厦出资兴建的一座过街天桥——上面，将有一桩毒品交易。接到线报后，爸爸带领刑警大队的李超提前赶到现场，准备抓捕毒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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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爸爸和李超两人赶到时，却发现治安大队的大队长康东升带领几名民警也在那里，已先他们一步赶到了。虽然他们都是穿的便装，但毒贩还是警觉了。爸爸看见两个人从天桥上跳下来，没命地逃跑。一个年长一些，将近四十岁，穿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；一个年轻一些，看上去不到二十岁，戴着口罩，围着围巾。爸爸马上判断，这两个人就是毒贩，于是他和李超在后面紧追不舍。李超在人群中跑散了，爸爸一个人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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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名毒贩逃到了我家附近的客车厂的厂区里。爸爸追过去，发现地上躺着一具尸体，就是刚才交易的两名毒贩中年长的那一个。这个毒贩身上被捅了好几刀，已经死亡。就在爸爸蹲下来查看的时候，有人从背后打了他一棍子，他就趴在那名死去的毒贩身上了。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康东升已经带人追过来了。爸爸手里握着杀死毒贩的那把刀，地上散落着几袋海洛因，大约两公斤；他的配枪也不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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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毒贩死了一个，逃走了一个。而逃走的那个毒贩，有目击证人说是我的哥哥俞成麒。康东升的结论是，爸爸为了掩护哥哥逃跑，故意杀死了另外一名毒贩。就这样，哥哥成了毒贩，爸爸成了杀人嫌疑人。康东升等人把爸爸带回局里接受讯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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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爸爸的嫌疑很快就排除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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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里把这一案件交给康东升主办。康东升认为哥哥是毒贩，作案后被爸爸藏起来了，让爸爸交出哥哥来。可是在此之前，哥哥已经失踪一个星期了，妈妈还去派出所报了人口失踪案，派出所也立案了。这足以证明哥哥不是毒贩。康东升不甘心，又提取了那个逃走的毒贩的血迹，试图经过DNA比对，证明那个毒贩就是哥哥；那个逃走的毒贩从华联桥跳下来的时候不知哪儿摔伤了，地上留下了一摊血。可是经过鉴定，那个逃走的毒贩的DNA和爸爸的完全不同，不是父子关系。也就是说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哥哥。如此一来，爸爸杀死那个年长的毒贩、掩护哥哥逃跑的推断也就不攻自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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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了事情的经过，妈妈说，这个康东升这么陷害人，真是太不地道了。我虽然年龄小，但喜欢看福尔摩斯探案集。我猜康东升是故意陷害爸爸，目的是为他的龟儿子康大军报仇。我说出了自己的判断，爸爸呵斥我说，小孩子家不要掺和大人的事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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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天后，我又偶然看见了哥哥。确切地说，是看见爸爸和哥哥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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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废了康大军的左手，我已两年多没去客车厂偷过废铁了。这段时间，我手里的零花钱不够用，就决定再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到废铁。那天下午放学后，我悄悄地去了客车厂。天很冷，寒风像小刀一样，嗖嗖地往脸上扎，扎得脸生疼生疼的。客车厂的厂区越来越荒凉了，大片大片的枯草有一人多高。我去了好几个车间，连一根铁钉都没看见。最后去了“三车间”。三车间是客车厂面积最大的车间，有足球场那么大，门口用红漆刷着“三车间”三个大字。我的目光到处睃巡，最后看见房梁上缠着几根手指粗的锈迹斑斑的钢筋，就踩着一截木桩爬到了房梁上。我费了半天劲，好不容易把钢筋解开。正当我准备爬下来的时候，却看见有个人鬼鬼祟祟地走了进来。我仔细一看，竟然是爸爸。我吓得急忙趴在梁头上，大气都不敢喘，浑身也乍起了鸡皮疙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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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站在三车间门口，探着脑袋焦急地向外张望，像在等什么人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进来了。那个人戴着棉帽子，竖起衣领，看不清脸，但我一眼就认出是哥哥。因为他斜背着一个破书包，那个书包是我的。爸爸表情很严肃，小声和哥哥说了几句话，然后给哥哥一个信封，哥哥接过信封，小心翼翼地塞进破书包里，匆匆地走了。我真想叫住哥哥，让他把破书包里的四十五元钱还给我，但是我不敢。哥哥走后，爸爸用拳头在墙上砸了一下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然后他点了一支烟，大口大口地抽，几口就抽完了。他嘿嘿笑了几声，把手抄在裤兜里，慢悠悠地走出去了。等爸爸走了大约五六分钟，我才从房梁上爬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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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心里很疑惑：哥哥不是失踪了吗？这是从哪里冒出来了？他又去了哪里？一天晚上，我在自己房间里看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，听见爸爸和妈妈在客厅里说哥哥的事情。爸爸说，哥哥可能是真的失踪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妈妈很伤心地抽泣，不住地擤鼻涕。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撒谎；他教育我不要撒谎，可是他自己却对妈妈撒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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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虽然洗脱了杀死毒贩的嫌疑，可是他的配枪丢了。在警察在这个行当里，丢失的手枪被称为“鬼枪”。警察丢了枪，是一种很严重的过失，爸爸因此被撤销了刑警大队大队长的职务，又变成了一名普通民警。他的职业生涯的积累成了零，白混了这么多年。他被调离了刑警岗位，到档案室管档案去了。如果那把配枪一直找不回来，他就一直不会有恢复职务和晋升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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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曾经是迦城市迦南区公安分局破案最牛逼的刑警，也是副局长最热门的人选。一个副局长快到点退休了，空出来的这个职位，爸爸和康东升的呼声最高。但论人品、口碑和工作能力，爸爸更有竞争力。康东升是个戴绿帽子、吃软饭的人。局里的同事都说，如果他当了副局长，迦南分局不就成了王八分局了？在竞聘组织原则中，首先是要民意测评的；如果民意测评不过半数，就会自动失去竞争资格。因为同事们都不愿意当王八分局的警察，康东升是不可能过半数的。如果没有意外，爸爸的副局长职务几乎毫无悬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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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爸爸失去了竞争副局长的资格，因没有其他的竞争者，康东升顺利地当上了副局长。当然，如果本单位没有合适的副局长人选，这个岗位是可以暂时空缺的，或从其他单位调来一个。坊间有一种传闻，说康东升能当上副局长，他的大舅子何久洲在背后出了很多力。何久洲当客车厂厂长期间结交了很多权贵，和政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。后来他开了房地产公司，还承建了区里的经济适用房，所谓“为政府分忧，为百姓解难”，不光赚得盆满钵满，还捞足了政治资本，成了本地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。他要办的事，几乎没有办不成的。让自己的妹夫当上迦南公安分局的副局长，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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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是个很坚强的人。在我记忆中，除了家里来客人，从没见他喝过酒，更没见过他在外面喝醉了酒回家。这次变故之后，他经常在外面喝酒，很晚才回家。如果在家里吃晚饭，每顿饭都要喝酒，用一个小茶杯，每次喝两杯，最少有半斤多。他喝的是从酒厂批发来的散酒，用十斤装的白色塑料桶盛着。每过半个多月，他就骑着自行车去酒厂的批发部，驮回来一桶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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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喝了酒喜欢冲我发脾气。一天晚上，我在房间里看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爸爸进了我的房间，问起我的期末考试成绩。我心说坏了，这半个学期就没怎么学习，考试考得一塌糊涂，英语还考了个不及格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，考得还可以，不过成绩要等到年后才能公布。我偷偷地看了爸爸一眼，他的眼睛因为喝酒变得血红血红的，狠狠地瞪着我。我知道，这是我要挨打的前奏。果然，爸爸一把把我抓过去，摁到床沿上，对着屁股就是两巴掌。他说：“撒谎！你同学的成绩都出来了，你的怎么没出来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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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局家属院里有我好几个同学，都考得比我好，不知道是谁说出去的。我只好把试卷拿出来：语文75，数学68，英语53。爸爸看着我试卷上的那一个个红叉，脸红得发紫。我知道，爸爸要打我了。我站在爸爸身边，吓得两腿直哆嗦。妈妈要是在家还能护着我，可是她感冒了，正在楼下的诊所里打吊瓶。爸爸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巴掌抬起来了，准备打我了。我急中生智，大声说：“爸爸你不能打我，我知道你有个秘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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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的手掌停在半空，瞪着我问：“什么秘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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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就把冬至那天下午放学后在大街上看见他追哥哥的事情说了；我没敢说在客车厂三车间看见他和哥哥了。爸爸放下举起的巴掌，愣了愣，咧嘴笑了一下，表情又忽然变得十分严肃：“今天我不打你，但这事你不能说出去，连你妈妈都不能说。你要是敢说一个字，我就打死你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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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提起过哥哥。妈妈有时候念叨他，我也装做没听见。我心里知道，哥哥还活着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；我更惦记的是哥哥带走的那个破书包里的四十五元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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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概是因为福尔摩斯看多了，哥哥的事我越琢磨越觉得蹊跷：爸爸是从自己的线人那里得到毒品交易的线索的，可是案发那天，康东升为什么会出现在交易现场，他又是听谁说的？那个年长的毒贩是被谁杀的，为什么被杀？我明明看见爸爸追赶的那个年轻的毒贩是哥哥，可是从他的血迹里提取的DNA为什么和爸爸的不匹配？这一个个疑点，经常弄得我脑瓜子疼，上课的时候也经常开小差，越琢磨越糊涂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我发誓长大后一定当警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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